ued官网登录:马平：南水北调怎么了？看看工程之外的细节
……（1983年）10月6日14时，入库洪峰达到34300立方米每秒，预报库水位将超过160米。10月7日9时，入库流量达24180立方米每秒，库水位升至159.95米。正在此时，中央防总电话通知，库水位绝不能超过160米。不许超，就势必再增开孔泄洪，迫使下游增加民垸分洪。面对两难选择，枢纽防汛指挥部为了顾全大局，减轻下游防洪负担，根据对后期气象预报的掌握，果断提出了不再开孔，让库水位突破160米，不超过160.10米，得到了水电部的批准。调度证明，最终库水位于7日20时升到最高点160.07米后，开始缓慢下降，仅超高蓄水0.07米。
丹江口水库在这场特大洪水面前发挥了显著的防洪效益，共拦蓄洪水25.3亿立方米，非常大程度上减轻了汉江中下游的洪水灾害。假如没有丹江口水库的拦蓄，按天然河道汇流，各民垸将全部分洪运用，分洪量将达32.27亿立方米，淹地面积可达88.64万亩，匡算农田淹没损失可达7.5亿元，受灾人口将增加55万人。
2005 年10 月1 日，正当人们欢庆“十一”之际，一场1983年以来汉江罕见的洪水正悄悄地来袭。汉江集团水情预报部门对洪峰及洪水总量的准确及时预报，使丹江口水库提前一天腾出库容。2日0时10分，枢纽开启2个深孔闸门泄洪，1时又增开2个深孔闸门，到10时达到4个深孔2个堰孔，总出库流量6800立方米每秒。丹江口水库在这场洪水到来之前，库容约为30亿立方米，7天内汉江上游降水约80亿立方米，增加50亿立方米的入库水量需要调蓄下泄。在减轻汉江中下游防洪负担的同时，又要保证水库不超正常蓄水位，枢纽防汛指挥部科学调度，至3日1时，水库最多时开启9个深孔、5个堰孔泄洪；4日21时将下泄流量加大至13500立方米每秒控制；5日3时，下泄流量控制至12000立方米每秒，丹江口水库出现最高水位156.95米，低于正常蓄水位0.05米，实现了不超蓄水位的既定目标，同时也减轻了中下游的防洪压力。
30年后的今天，丹江口大坝在几代水利人的手中又开始“长高”。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通过将坝顶高程从162米加高到176.6米，正常蓄水位由157米提高到170米，库容从174.5亿立方米增加到290.5亿立方米，增加库容116亿立方米，增幅超过60％。南水北调中线米正常蓄水位标准，通过科学调度，丹江口水利枢纽将发挥出更大的防洪减灾效益，汉江中下游的防洪能力将由目前的20年一遇提高到近百年一遇。
自1968年丹江水库建成蓄水后，汉江中下游含沙量迅速减少，皇庄站20世纪60年代输沙量模数比50年代减少26.5%，20世纪70年代又比60年代降低72.5%，说明水库发挥了巨大的拦沙作用……在水库建成后，水库上下1000十千米的河道全年可通航300吨级船舶。其中从武汉到襄阳由原来的季节通航变为全年通航，大大改善了鄂西北、以及豫西南地区水上交通的面貌。
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南水北调也好，汉江防洪也罢，要想给整个流域、整个国家带来更安全更幸福的生活，不可能不在局部付出一些代价，国家也理应调集全局的资源对工程涉及区域做出补偿。（丹江口水库征地补偿已经提高到土地年收益的16倍）。这些代价无可否认，但决不能因此无限制地夸大成本——许多新闻报导为了耸人听闻，用一个综合性工程（如丹江口水库、三峡工程）的全部建设成本去对比某个分项的收益（如南水北调、三峡发电），在移民思乡的大幅照片下做出得不偿失的结论，其实就是在煽情中忽视了下游千万民众的利益。这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另一种侵犯。
当然，无论如何必须承认：纵然南水北调有千般好处。这个工程却是做出了跨区域调水的行动，把本应归属一个流域的淡水资源拨给了另一个地区。如果我们从纯粹某个地区（比如湖北省）的立场出发，这的确减少了被调水地区的选择权。但这是反对调水的否决性理由吗？
正如前面的讨论，南水北调在省区的角度来说，本应是“北水北调”。被调走的水恰恰主要是陕西和河南的降水。如果认为自然水系流到哪个省就该归哪个省，湖北省难道要因此向陕西和河南支付水费吗？陕西省是否也有权不考虑湖北省的利益，拥有把水全部截留，输到秦岭以北使用的权利？（现在的确有跨秦岭的调水隧道）。
很显然，如果从纯粹的地方本位立场出发，固然找不到支持南水北调的理由，却也找不到湖北省反对南水北调的充分理由。在全国协同社会化大生产、人口自由迁徙的今天，用地方本位思想去考虑问题，必然导致一本烂账。而打破这个格局，在考虑地方利益的情况下全局配置资源，本来就是国家存在的理由。国家既然有权通过税收来调节不一样的地区的财富，自然也有权去干预自然资源的配置。近几十年中国是经济提高速度最高的大国，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大多为国有，能够尽可能的防止地方本位制下高昂的交易成本。未来的中国如果希望能持续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奇迹，就必须继续坚持由国家进行最终的自然资源配置，并能根据长期的趋势而不是短期的波动来决定重大工程。
最后还有一个常见的理由是南水北调“不自然”、“反天道”。破坏了“自然和谐”。但现代社会本来就是“反自然”的存在。今天的中国每年能产6亿吨粮食，把其中2亿吨当饲料养猪养鸡，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修了大小几万个水库，改变了水源的时间和空间分布，把雨季的洪水存下来到天旱的时候用，把泛滥区的水集中到灌溉区用。如果我们坚持“天道”而不去干预自然的水流，结果……我们就会是另一个印度。
印度国土面积虽然比中国小，但有24亿亩耕地，比中国多6亿亩。他们的降水比我们多，日照时间比我们长，而且雨热同期，但就是种不出多少粮食。2014年印度算是丰年，也只有2.68亿吨粮食，不到中国的一半，12亿人吃的粮食比我国13亿人用来喂猪的粮食略多一些。我曾经用类似的数据去说明印度的制度有问题。有人替印度辩护，说他们那边盛行的西南季风不稳定，易引起旱涝不均。我当即反驳“谁让他们不修水库的？中国也靠季风降水吃饭，修了水库不就旱涝保收了吗？”如果中国也坚持“自然秩序”不修水库不调水，我们很快也会遇到印度那样的发展瓶颈。
更进一步说。自然资源在各地区分布不均，如果允许各地居民在本地自然资源中分享太多的份额，这在经济学概念中是用“地租”模式来进行分配，允许不同的人口用同样的劳动换到不同的报酬（利润）。显而易见，这会打击大多数人口的劳动积极性，进而拖慢全社会的发展速度。所以大多数现代社会都会尽可能地避免用地租模式配置财富，力图用土地税、房产税、土地国有等模式去消灭依赖地租生活的食利阶层。连百年前的孙中山也懂得要搞土地100%国有，收缴级差地租充当全社会的资本。新中国后来搞土改的目的也正在于此。今天中国建设南水北调工程，充分的利用各地区的土地资源和淡水资源，减少部分地区的地租效应，这是政府应当理直气壮去做的正义之举。如果有人质疑，我们大家可以在成本和具体手段上进行商榷，但决不能让政策向地方本位主义、向企图维护地租利益的社会集团让步，因为这正是新中国现代政府最重要的功能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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